童养媳，担任秘密交通员

　　陈琮英比任弼时大两岁，生于1902年，自小和任弼时订了娃娃亲。她长到12岁，父亲便把她送到任家，做了童养媳。

　　1915年任弼时考入长沙第一师范附属高小读书，基于任家贫寒，陈琮英主动提出出去打工挣钱，资助任弼时读书。

　　在长沙，任弼时结识了毛泽东，从此走上革命道路。1920年16岁的任弼时离开长沙，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，准备赴苏联继续学习。临行，他对陈琮英说：“你从小没有机会上学，今后要在社会自立，一定要学习文化，不然，连我给你的信都看不懂。”18岁的陈琮英点头答应，两人依依惜别。任弼时走后，陈琮英按照未婚夫的吩咐，进入长沙一所半工半读的职业学校，一边学习缝纫技术，一边补习文化。

　　分别6年后，两人再次相聚，在上海一个简陋的小亭子间举行了简朴的婚礼。陈琮英刚到上海时，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，一副乡间妇女的穿戴，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人眼里，显得土里土气，在街上常遭少爷淑女们的冷眼。任弼时不但不嫌弃，反而安慰说：“琮英，你初到上海，对这里的环境陌生，慢慢会习惯的。”“我听你的，你工作很忙，可我又帮不上忙，你说咋办？”“我正需要人帮助哩！”任弼时上下打量了一下陈琮英说：“党中央的领导人都隐藏在上海工作，我出去活动不方便，你这身打扮敌人不注意，你就帮我送信，担任交通员吧。”从此，陈琮英担任了秘密交通员，从事机要工作。

　　为革命，儿女出生难抚养

　　1928年秋，任弼时奉命去安徽巡视工作，却遭到敌人暗算不幸被捕。陈琮英一听说他被捕的消息，立即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小苏明爬上了一列开往长沙的敞篷煤车，强劲的冷风吹着母女俩，一路折腾，结果小苏明不幸染上肺炎死了。由于组织上的积极营救，加上敌人找不到什么破绽，1929年3月，任弼时被无罪释放了。

　　1931年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，是个女孩，取名叫远志。

　　1931年秋冬之际，陈琮英收到周恩来从瑞金发来的电报，要她进入中央苏区。为了党的事业，陈琮英不得不忍痛割爱，将远志送回湖南，托婆婆照看。1932年，陈琮英辗转来到中央苏区，在瑞金与任弼时相聚了。此时两人分别已一年，百感交集。

　　1933年5月，任弼时被派往湘赣边区工作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。当时，陈琮英刚生下儿子“湘赣”只有几个月，只得忍痛将孩子寄养在老乡家。全国解放后，陈琮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，跑遍了整个湘赣地区，也没有找到儿子。

　　长征路上，陈琮英又产下了女儿远征，可产后没几天，部队又要开始艰苦的行军。任弼时对陈琮英说：“把孩子留给苗家兄弟吧！”红军战士闻讯后，坚决反对将远征留在苗区，争着要求背远征行军，这样，远征留下了。任弼时缝了个布袋，把远征背在背上，一手搀扶着产后孱弱的陈琮英，一手拄拐杖，跟着部队前进，胜利到达陕北。刚到延安时，陈琮英把女儿委托给奶奶照看，一年后，又将远征送回湖南老家。

　　1938年年初，任弼时前往苏联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。陈琮英也随丈夫来到莫斯科。陈琮英又在苏联生下女儿远芳。1940年3月，任弼时和陈琮英回国前把女儿留在莫斯科，送入国际幼儿园。

　　回到延安，任弼时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一。这期间，陈琮英生下儿子远远。抗战胜利后，夫妻俩决定把远志、远征姐妹俩接来延安学习文化，姐妹俩在延安只过了一年多安定的日子，全国内战就爆发了。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前，陈琮英只带着小儿子远远转移到晋西北的小山村。这年5月，两姐妹才回到父亲身边。1948年3月，陈琮英带着小儿子从晋西北赶来，和中央直属部队会合，一家人又团聚了。

　　忍悲痛，培育孩子成栋梁

　　1949年3月，陈琮英和孩子们随中共中央进入北平。

　　任弼时因病不得不离职休养，于11月赴莫斯科治疗。病情略有好转，任弼时又带病恢复了工作。陈琮英看到任弼时工作太劳累，为他的健康担忧，劝说道：“明天再忙不行吗？”任弼时却摇摇头说：“不行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呢！”1950年10月27日，他因劳累过度，突发脑溢血，抢救无效，与世长辞，年仅46岁！陈琮英热泪纵横，她暗暗发誓：“我一定要好好抚育子女，让他们继承你的遗志，继承你的事业，你安息吧！”陈琮英强忍悲痛，独自挑起了养育子女的重担。孩子们没有辜负父亲的遗愿和母亲的养育之恩，一个个上了大学、参军、入党，走上工作岗位，并且组建了幸福家庭，有了自己的孩子。

　　2003年5月31日，陈琮英走过了102年的生命历程，静静地去了。